第17章 别馆制度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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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平天国建立之后根据天王洪秀全“男有男行，女有女行，不得混杂”的指导思想，建有女营，后期叫作女馆的组织。这个制度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前期、中期及后期，不论在组织形式、社会内容以及政治影响各方面，都有很大的发展变化。之所以有如此重大的变化是有其历史特殊xing的。
太平天国初期的女营是在太平天国从金田到南京的进军途中形成的，这个时期的女营，完全是太平军中女战士的一种战斗组织。金田起义后，洪秀全发布的第一道命令，其中有一条便是“别男行女行”接着颁布的《定营规条十要》里，第五条又有“要别男营女营，不得授受相亲”的规定。自此之后，太平军中一直严禁“男女混杂”，女战士和女家属，被统一组织在女营中，即使子女省视父母，丈夫探看妻子，也只准“在门首问答，相离数武之地”，“不得径进姊妹营中”。男女包括夫妇如私行同宿，就会因“犯天条”而严行诛戮。亲自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人呤□在讲到太平军女战士时说：“革命初期，她们曾勇敢参战，有的并担任了军官的职务，军队中男女分营，只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才不分男女。”
在战争激烈进行的过程中，特别是在没有任何较为固定的根据地而处于流动作战的情况下，太平军中严格实行的男女分营的制度，对提高太平军的战斗力无疑是必要的，也是正确的，它对革命战争的发展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。
在专门向太平军将士进行政治教育的《天情道理书》中，有一处特别讲到军中实行男女分营的原因：“我们兄弟荷蒙天父化醒心肠，早ri投营扶主，多有父母妻子伯叔兄弟举家齐来，固宜侍奉父母，携带妻子。但当创业之初，必有国而后有家，先公而后及私；况内外贵避嫌疑，男女均当分别，故必男有男行，女有女行，方昭严肃而免混”。这里说得很清楚，由于许多人是全家参加革命的，所以太平军中男女老幼都有，为了使这种情况适应于“创业之初”的战争环境，就必需有恰当的形式加以组织。反过来说，正因为有女营这种组织形式，才能更多地吸收群众举家参军。谁都知道，封建法律对于拿起武器造反是要处以灭九族之刑的。为了责令地方官吏搜寻和挖掘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祖坟，皇帝曾专门下过几道上谕，那么，清廷对于天朝革命战士家属的残酷迫害，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全家参加革命，使一家大小分别编入太平军的各种组织之中，对于安定军心、解除革命将士的后顾之忧，有着重要的意义。这一点，不论敌我双方都曾指出过。一个站在反动立场的佚名作者在所写的《平贼纪略》中说：“发逆别男女甚严，夫妇不能同居，盖恐贼众引家，不与力战，而设女馆，挈家同行，以系恋之。”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人，也确实把这一点作为优于反动军队的一个方面，并以此教育战士，鼓舞士气。《天情道理书》说：“盖我们兄弟自金田以至金陵，随处进剿妖魔，……丰衣足食，父母妻子，俱各偕来，同享天福，时常皆得亲身照料。现今建都天京，虽家室尚未团圆，试观何等威风，何等排场！以视残妖之困苦不堪，不顾其家，莫保其身者，奚啻相悬霄壤乎！”对于许多举家参军的战士来说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，为了维护严密的军事组织，严格的军事纪律，暂时地放弃家庭生活，是可以理解和可以接受的。
太平军中的女战士，既经以女营的形式组织起来，自然就能更有效地发挥她们的作用。她们威风凛凛，冲锋陷阵，驰骋疆场，“勇健过于男子”。许多著述，都曾记录了（或者出诸于赞美，或者出诸于诅咒）太平天国女军的英勇战斗业绩。在中国历史上，众多数量的妇女在军队中发挥重要的战斗作用，这种现象通常只是在革命队伍中才屡屡见到。而太平天国在这一方面，较之以往任何一次农民战争来都要反映和表现得更加突出，更有声se。
由于太平军在内部严格男女之别，使得他们在执行群众纪律方面也更加严肃，更加认真。许多对太平天国革命进行恶毒攻击的人也往往不得不承认，太平军“戒yin甚严”，他们是严禁**妇女的。连曾国藩也说，太平军“颇能禁止**妇女”。有一个反动文人在对太平军作了一通诬蔑之后，竟然丧心病狂地慨叹南京在被太平军攻占时，妇女死得不够“特异”，以致使他失去了生动“可传”的材料。他说：“缘贼禁**甚严，其党皆不敢犯，故妇女无逼迫难已之情，因无激烈可传之行，这种道学家的**□谬心理固然使我们觉得难以索解，但文中反映的太平军的严明纪律则是十分真实的。如果拿所谓“官兵”即封建反动军队的行为来加以对照，就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加鲜明的印象。有一个材料说，清zheng fu的官军经过醴陵时，“大路左右数里，无妇不jian，无物不掠”；而太平军则“不甚yin杀，惟与官兵为仇，目之为妖。”、“长发颇谨饬，有妇女人家，不准进房，授受不亲。贼令最严密，故民不怨太平军的严格纪律，从根本上说是决定于这支队伍的革命本质，但有一系列比较好的制度、包括女营制度在内，作为有力的保证，也不能不说是个重要的因素。
太平军占领武昌以后开始大规模的在城市中推选“男女分馆”制度，特别是定都天京以后，在一些城市中，太平军对全体居民实行“男女分馆”的政策，把所有的男子集中到“男馆”，全体妇女集中到“女馆”。这意味着在一定时间里和一定地区内取消了家庭，这当然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。
一八五三年一月，太平军攻下了武昌，大军顺江东下，占领南京指ri可待。它将怎样组织和管理自己统治地区的广大群众呢？在武昌，它把原先仅仅实行于军中的男女分营制度，照搬而扩大到了广大群众中间，对全体城市居民，不分男女老幼，一律实行“男女分馆”的政策。《粤函纪略》云：“省门陷后，首逆入城，将绅民铺户，无论男妇，逼胁投降，以二十五人为一军，男有男贼管带，女有女贼管领。……男人少壮者，即命出城守营，其余分别男女馆，概令归馆住宿，彼此不许往来”。《鄂城纪事诗》也说：“贼分男女各二十五人为一馆，彼此不相往来，或男至女馆，女至男馆，一经败露，即时斩首。男馆以两司马领之，女馆以蛮婆领之。规矩森严，不敢或犯
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了将近一个月，即挥师东进，于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ri攻占南京，不久又先后从清军手中夺得镇江和扬州。在这几个城市里，太平军同样对全体城市居民实行了“男女分馆”的政策。如：镇江，“以空屋分男女居之，各立男女伪司马掌之，屋各数十人：”在扬州，“别城中民使各处。（谓之打馆子，每馆十数人，即民房室而错据之。）男女异地，夫妇不相闻“嗣出伪示，令民进贡，驱民拜降，男为男馆，女为女馆，潜以兵法部勒，或夫妇暂相语，谓之犯天条
太平军进入南京之后的四、五ri，也就是军事行动刚刚结束，天王洪秀全、东王杨秀清等领导人尚未入城之时，就开始了组织“男女分馆”的工作，“令□城男女分别住馆，不准私藏在家。”这件工作做得雷厉风行，往往是当场令全家大小，略带一点随身衣物，不得有须臾迟延，立即各归各馆，“于是父母兄弟妻子立刻离散，家业顿抛”，“虽夫妇母子不容相通。”分馆有几种。有专门技术的，编入专业馆，如男子会机织的可入机匠馆，能作瓦木工的可入瓦木营，妇女会刺绣的分入绣锦营；男子十六岁以下和六十岁以上或有残疾的，编入牌尾馆或老民馆，但“女馆则老幼同居，固无所谓牌尾馆”。其余则男归男馆或曰新兄弟馆，女归女馆或曰新姊妹馆。
当时有一些群众，心怀疑惧，或者东躲xi zang，拒不入馆；或者联络一些亲友，男女分别聚居在一起，组织所谓“私馆”。如胡思燮在《患难一家言》中，就记他为了对付太平天国的男女分馆政策，在躲藏了一阵之后，由于太平军对“隐于僻巷未入馆者”查究甚严，觉得实在躲不过去了，“揣其势，非入女馆不可。乃与母兄商，暂于金沙井觅空屋，可容数十人者居之，自设两馆，以女奴为牌头应差役，余兄仍居宅旁，供给一切。”(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》，第二册，338页。)但这也不行。太平军对“私馆”也严加查察。《可园备忘录》就讲到，在进行男女分馆大约个把月之后，即“闻贼有查私馆之说，私馆者，女馆之未入贼籍者也。众大惧，然亦无如何。”后来果然被太平军将一些妇女从私馆中一一逐出，强制编入正式的女馆。(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》，第二册，370页。)这些材料说明，太平天国确实是极为认真地实行了这一政策，丝毫也不肯马虎。
女馆的情况，一般的是“以二十五人为一房”，但因人数甚多，所以实际上常常超过，也有以五十人、六七十人、甚至一二百人为一馆的。每一女馆，以参加革命较早的广西湖南的太平军女战士为统领。“或十余馆，或数馆，有一贼妇督之，谓之女伪百长，即伪卒长。其上又有女伪军帅、女伪监军、女伪总制等贼婆。”(《金陵杂记》，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，第四册，622页。)女馆妇女，每ri发给粮米，过着统一的供给制生活。同时，则要从事削竹签、挑砖、负米、挖壕、刈麦、割稻、担水等种种战事勤务或ri常生活的劳动。男子进入女馆是严格禁止的，即使太平军的高级将领亦不例外，“虽起义重臣，无敢乱群肆虐者。”但亲属前往女馆门前省视，还是允许的，故《金陵省难纪略》说女馆“不准男子入探，母子夫妻止于馆外遥相语”，而《金陵杂记》则云“女眷在馆，其家有男丁在城内者，尚可暗中照应，私送米菜。”(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，《太平天国》，第四册，695，623页。)隐伏在天京的清军jian细张继庚在《致祁公子书》里，曾详细地叙述他每隔数ri，即到女馆去向清朝江宁布政使祁宿藻的妻子及自己的家属“定省慰劝”及送“柴米衣物”等情形。可见，有的记载说女馆“锁闭严禁，不许人窃探”，“亦不许相见讲话”，未免是言过其实了。
女馆的驻地，一般选民间房屋较宽大者居之。因为男女集中居住，所以便空出一部分房屋来，这些空屋便加以锁闭，不许人随便入内，所谓“其女馆所在皆有民居，非设伪馆者皆扃之。”(《患难一家言》，见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》，第二册，338页。31页。)但这些女馆，却经常迁移。据《粤逆纪略》说，“伪馆或六七ri一搬，或五六ri一搬，甚有间ri一搬者”，而女馆之“迁移无定，殆有甚于男馆者。”们看当时曾有家属在女馆中生活的人的叙述，果然有在一、二个月之内搬徒达五、六处的。
由于天京城内的妇女，一度全部集中到女馆，所以女馆的数量，着实不少。《金陵杂记》有这样一段记载：
“女馆住处甚多，城北由莲花桥洪武街一带，以至花牌楼门楼桥等处，城南在南门大街以至内桥，城东在石桥新廊、武定桥、石坝街、军师巷、东牌楼、状元境、奇望街、承恩寺、王府园口，城西三山街坊口以至陡门桥、糯米巷、安品街东并前后街一带，直至朝天宫后，易家桥左右街巷，又自珠宝廊至虹桥、卢妃巷、土街口一带，共约有妇女十余万口。”
普遍地对城市居民实行男女分馆，将如此众多的妇女集中到女馆之内，过着一种类似军事**的生活，究竟引起了什么样的结果呢？
太平军刚刚进入南京的时候，社会秩序还很不安定，残存在这个城市的反革命分子十分猖獗和活跃。他们有的“十百为群，往往于昏黑时，贼孤入委巷，辄袖刃尾杀之”，从事罪恶的暗杀活动；有的“密结同志，歃血为盟”，纠集和发展反革命势力，和城外的清军秘密勾结，yin谋内外配合；有的“聚处一室，暇则作骂贼之诗以纾愤”，进行反革命宣传；有的捏造清军打胜仗的消息，“奔走数十里转相告”，散布反革命谣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太平军把全体居民组织起来，悉数编入馆中，一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作用。
然而，对反革命活动的限制和打击，不一定唯一通过“男女分馆”这种方式，通过别的方式或许做得更好些。由于实行“男女分馆”政策引起的广大群众对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疑惧和不满，其政治上的损失则是很难弥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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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平天国建立之后根据天王洪秀全“男有男行，女有女行，不得混杂”的指导思想，建有女营，后期叫作女馆的组织。这个制度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前期、中期及后期，不论在组织形式、社会内容以及政治影响各方面，都有很大的发展变化。之所以有如此重大的变化是有其历史特殊xing的。
太平天国初期的女营是在太平天国从金田到南京的进军途中形成的，这个时期的女营，完全是太平军中女战士的一种战斗组织。金田起义后，洪秀全发布的第一道命令，其中有一条便是“别男行女行”接着颁布的《定营规条十要》里，第五条又有“要别男营女营，不得授受相亲”的规定。自此之后，太平军中一直严禁“男女混杂”，女战士和女家属，被统一组织在女营中，即使子女省视父母，丈夫探看妻子，也只准“在门首问答，相离数武之地”，“不得径进姊妹营中”。男女包括夫妇如私行同宿，就会因“犯天条”而严行诛戮。亲自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人呤□在讲到太平军女战士时说：“革命初期，她们曾勇敢参战，有的并担任了军官的职务，军队中男女分营，只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才不分男女。”
在战争激烈进行的过程中，特别是在没有任何较为固定的根据地而处于流动作战的情况下，太平军中严格实行的男女分营的制度，对提高太平军的战斗力无疑是必要的，也是正确的，它对革命战争的发展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。
在专门向太平军将士进行政治教育的《天情道理书》中，有一处特别讲到军中实行男女分营的原因：“我们兄弟荷蒙天父化醒心肠，早ri投营扶主，多有父母妻子伯叔兄弟举家齐来，固宜侍奉父母，携带妻子。但当创业之初，必有国而后有家，先公而后及私；况内外贵避嫌疑，男女均当分别，故必男有男行，女有女行，方昭严肃而免混”。这里说得很清楚，由于许多人是全家参加革命的，所以太平军中男女老幼都有，为了使这种情况适应于“创业之初”的战争环境，就必需有恰当的形式加以组织。反过来说，正因为有女营这种组织形式，才能更多地吸收群众举家参军。谁都知道，封建法律对于拿起武器造反是要处以灭九族之刑的。为了责令地方官吏搜寻和挖掘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祖坟，皇帝曾专门下过几道上谕，那么，清廷对于天朝革命战士家属的残酷迫害，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全家参加革命，使一家大小分别编入太平军的各种组织之中，对于安定军心、解除革命将士的后顾之忧，有着重要的意义。这一点，不论敌我双方都曾指出过。一个站在反动立场的佚名作者在所写的《平贼纪略》中说：“发逆别男女甚严，夫妇不能同居，盖恐贼众引家，不与力战，而设女馆，挈家同行，以系恋之。”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人，也确实把这一点作为优于反动军队的一个方面，并以此教育战士，鼓舞士气。《天情道理书》说：“盖我们兄弟自金田以至金陵，随处进剿妖魔，……丰衣足食，父母妻子，俱各偕来，同享天福，时常皆得亲身照料。现今建都天京，虽家室尚未团圆，试观何等威风，何等排场！以视残妖之困苦不堪，不顾其家，莫保其身者，奚啻相悬霄壤乎！”对于许多举家参军的战士来说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，为了维护严密的军事组织，严格的军事纪律，暂时地放弃家庭生活，是可以理解和可以接受的。
太平军中的女战士，既经以女营的形式组织起来，自然就能更有效地发挥她们的作用。她们威风凛凛，冲锋陷阵，驰骋疆场，“勇健过于男子”。许多著述，都曾记录了（或者出诸于赞美，或者出诸于诅咒）太平天国女军的英勇战斗业绩。在中国历史上，众多数量的妇女在军队中发挥重要的战斗作用，这种现象通常只是在革命队伍中才屡屡见到。而太平天国在这一方面，较之以往任何一次农民战争来都要反映和表现得更加突出，更有声se。
由于太平军在内部严格男女之别，使得他们在执行群众纪律方面也更加严肃，更加认真。许多对太平天国革命进行恶毒攻击的人也往往不得不承认，太平军“戒yin甚严”，他们是严禁**妇女的。连曾国藩也说，太平军“颇能禁止**妇女”。有一个反动文人在对太平军作了一通诬蔑之后，竟然丧心病狂地慨叹南京在被太平军攻占时，妇女死得不够“特异”，以致使他失去了生动“可传”的材料。他说：“缘贼禁**甚严，其党皆不敢犯，故妇女无逼迫难已之情，因无激烈可传之行，这种道学家的**□谬心理固然使我们觉得难以索解，但文中反映的太平军的严明纪律则是十分真实的。如果拿所谓“官兵”即封建反动军队的行为来加以对照，就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加鲜明的印象。有一个材料说，清zheng fu的官军经过醴陵时，“大路左右数里，无妇不jian，无物不掠”；而太平军则“不甚yin杀，惟与官兵为仇，目之为妖。”、“长发颇谨饬，有妇女人家，不准进房，授受不亲。贼令最严密，故民不怨太平军的严格纪律，从根本上说是决定于这支队伍的革命本质，但有一系列比较好的制度、包括女营制度在内，作为有力的保证，也不能不说是个重要的因素。
太平军占领武昌以后开始大规模的在城市中推选“男女分馆”制度，特别是定都天京以后，在一些城市中，太平军对全体居民实行“男女分馆”的政策，把所有的男子集中到“男馆”，全体妇女集中到“女馆”。这意味着在一定时间里和一定地区内取消了家庭，这当然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。
一八五三年一月，太平军攻下了武昌，大军顺江东下，占领南京指ri可待。它将怎样组织和管理自己统治地区的广大群众呢？在武昌，它把原先仅仅实行于军中的男女分营制度，照搬而扩大到了广大群众中间，对全体城市居民，不分男女老幼，一律实行“男女分馆”的政策。《粤函纪略》云：“省门陷后，首逆入城，将绅民铺户，无论男妇，逼胁投降，以二十五人为一军，男有男贼管带，女有女贼管领。……男人少壮者，即命出城守营，其余分别男女馆，概令归馆住宿，彼此不许往来”。《鄂城纪事诗》也说：“贼分男女各二十五人为一馆，彼此不相往来，或男至女馆，女至男馆，一经败露，即时斩首。男馆以两司马领之，女馆以蛮婆领之。规矩森严，不敢或犯
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了将近一个月，即挥师东进，于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ri攻占南京，不久又先后从清军手中夺得镇江和扬州。在这几个城市里，太平军同样对全体城市居民实行了“男女分馆”的政策。如：镇江，“以空屋分男女居之，各立男女伪司马掌之，屋各数十人：”在扬州，“别城中民使各处。（谓之打馆子，每馆十数人，即民房室而错据之。）男女异地，夫妇不相闻“嗣出伪示，令民进贡，驱民拜降，男为男馆，女为女馆，潜以兵法部勒，或夫妇暂相语，谓之犯天条
太平军进入南京之后的四、五ri，也就是军事行动刚刚结束，天王洪秀全、东王杨秀清等领导人尚未入城之时，就开始了组织“男女分馆”的工作，“令□城男女分别住馆，不准私藏在家。”这件工作做得雷厉风行，往往是当场令全家大小，略带一点随身衣物，不得有须臾迟延，立即各归各馆，“于是父母兄弟妻子立刻离散，家业顿抛”，“虽夫妇母子不容相通。”分馆有几种。有专门技术的，编入专业馆，如男子会机织的可入机匠馆，能作瓦木工的可入瓦木营，妇女会刺绣的分入绣锦营；男子十六岁以下和六十岁以上或有残疾的，编入牌尾馆或老民馆，但“女馆则老幼同居，固无所谓牌尾馆”。其余则男归男馆或曰新兄弟馆，女归女馆或曰新姊妹馆。
当时有一些群众，心怀疑惧，或者东躲xi zang，拒不入馆；或者联络一些亲友，男女分别聚居在一起，组织所谓“私馆”。如胡思燮在《患难一家言》中，就记他为了对付太平天国的男女分馆政策，在躲藏了一阵之后，由于太平军对“隐于僻巷未入馆者”查究甚严，觉得实在躲不过去了，“揣其势，非入女馆不可。乃与母兄商，暂于金沙井觅空屋，可容数十人者居之，自设两馆，以女奴为牌头应差役，余兄仍居宅旁，供给一切。”(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》，第二册，338页。)但这也不行。太平军对“私馆”也严加查察。《可园备忘录》就讲到，在进行男女分馆大约个把月之后，即“闻贼有查私馆之说，私馆者，女馆之未入贼籍者也。众大惧，然亦无如何。”后来果然被太平军将一些妇女从私馆中一一逐出，强制编入正式的女馆。(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》，第二册，370页。)这些材料说明，太平天国确实是极为认真地实行了这一政策，丝毫也不肯马虎。
女馆的情况，一般的是“以二十五人为一房”，但因人数甚多，所以实际上常常超过，也有以五十人、六七十人、甚至一二百人为一馆的。每一女馆，以参加革命较早的广西湖南的太平军女战士为统领。“或十余馆，或数馆，有一贼妇督之，谓之女伪百长，即伪卒长。其上又有女伪军帅、女伪监军、女伪总制等贼婆。”(《金陵杂记》，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，第四册，622页。)女馆妇女，每ri发给粮米，过着统一的供给制生活。同时，则要从事削竹签、挑砖、负米、挖壕、刈麦、割稻、担水等种种战事勤务或ri常生活的劳动。男子进入女馆是严格禁止的，即使太平军的高级将领亦不例外，“虽起义重臣，无敢乱群肆虐者。”但亲属前往女馆门前省视，还是允许的，故《金陵省难纪略》说女馆“不准男子入探，母子夫妻止于馆外遥相语”，而《金陵杂记》则云“女眷在馆，其家有男丁在城内者，尚可暗中照应，私送米菜。”(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，《太平天国》，第四册，695，623页。)隐伏在天京的清军jian细张继庚在《致祁公子书》里，曾详细地叙述他每隔数ri，即到女馆去向清朝江宁布政使祁宿藻的妻子及自己的家属“定省慰劝”及送“柴米衣物”等情形。可见，有的记载说女馆“锁闭严禁，不许人窃探”，“亦不许相见讲话”，未免是言过其实了。
女馆的驻地，一般选民间房屋较宽大者居之。因为男女集中居住，所以便空出一部分房屋来，这些空屋便加以锁闭，不许人随便入内，所谓“其女馆所在皆有民居，非设伪馆者皆扃之。”(《患难一家言》，见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》，第二册，338页。31页。)但这些女馆，却经常迁移。据《粤逆纪略》说，“伪馆或六七ri一搬，或五六ri一搬，甚有间ri一搬者”，而女馆之“迁移无定，殆有甚于男馆者。”们看当时曾有家属在女馆中生活的人的叙述，果然有在一、二个月之内搬徒达五、六处的。
由于天京城内的妇女，一度全部集中到女馆，所以女馆的数量，着实不少。《金陵杂记》有这样一段记载：
“女馆住处甚多，城北由莲花桥洪武街一带，以至花牌楼门楼桥等处，城南在南门大街以至内桥，城东在石桥新廊、武定桥、石坝街、军师巷、东牌楼、状元境、奇望街、承恩寺、王府园口，城西三山街坊口以至陡门桥、糯米巷、安品街东并前后街一带，直至朝天宫后，易家桥左右街巷，又自珠宝廊至虹桥、卢妃巷、土街口一带，共约有妇女十余万口。”
普遍地对城市居民实行男女分馆，将如此众多的妇女集中到女馆之内，过着一种类似军事**的生活，究竟引起了什么样的结果呢？
太平军刚刚进入南京的时候，社会秩序还很不安定，残存在这个城市的反革命分子十分猖獗和活跃。他们有的“十百为群，往往于昏黑时，贼孤入委巷，辄袖刃尾杀之”，从事罪恶的暗杀活动；有的“密结同志，歃血为盟”，纠集和发展反革命势力，和城外的清军秘密勾结，yin谋内外配合；有的“聚处一室，暇则作骂贼之诗以纾愤”，进行反革命宣传；有的捏造清军打胜仗的消息，“奔走数十里转相告”，散布反革命谣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太平军把全体居民组织起来，悉数编入馆中，一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作用。
然而，对反革命活动的限制和打击，不一定唯一通过“男女分馆”这种方式，通过别的方式或许做得更好些。由于实行“男女分馆”政策引起的广大群众对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疑惧和不满，其政治上的损失则是很难弥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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